京圈太子董子健实力出演，为何《青春派》依旧差评如潮
文丨青琰纪史
编辑丨青琰纪史
大众文化是一个充满着冲突的场所，国家的政治控制、市场的经济制约、大众的文化诉求与精英阶层的立场等都成为制约电影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融合的社会力量。
主流意识形态、精英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之间相互对抗、妥协与协商，以争取自己的话语空间。
纵观郝杰导演的几部作品，《马背上的法庭》、《碧罗雪山》等以前的作品可以看作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与精英意识形态之间平衡的产物，很少考虑到大众、市场等层面，而到了《青春派》则主要呈现为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
挑战与狂欢：非主流意识形态与主体建构
精英意识形态几乎销声匿迹。该作品通过一个普通男孩的视角，讲述了高三学生在爱情与高考之间的迷茫与选择，伴随着爱与恨、期望与失落、反叛与回归，书写了一段人物成长的心灵史。
作为多元意识形态交织的场所，导演在电影中竭力平衡了各利益之间的关系，经过谈判、协商，各方都找到了自己的主体位置，并与之认同。因此，该作品才得到了上下一致的赞赏。
然而，电影中的多元意识形态只是一种“有限的多元”，各意识形态之间是一种不平衡的发展关系，非主流意识形态只有在不危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才得以存在。所以，虽然电影中呈现出一种叛逆的狂欢，不过那也只是一种“有限的狂欢”而已。
在这里，意识形态作为表象系统，是个体与其生存状态的一种想象性关系，能够使个体得到想象性的满足；同时，分析意识形态的缝合与断裂，也能够挖掘文本背后所深藏的心理动机，使我们对作品有更清醒的认识。
一直以来，对于青少年爱情的宣扬和内地青春片的发展之间就存在着让人无法把握的尺幅问题。高考是中国社会竞争激烈的一个缩影，处于花样年华的中学生只有埋头于书海，心无旁骛，方有可能挤过独木桥，为今后的生存积累一点资本。
所以，正值青春躁动期的中国青少年是没有爱情的权力的，谈恋爱在高中也被视为一种禁忌，影视作品当然也无法过多表现这一题材。而《青春派》在这一题材的处理上具有一定的超越，它大大方方地表现中学生的初恋，并将其处理得浪漫、青涩、伤感并富有叛逆色彩。
福柯在《性史》中认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对性的禁锢反而更激发了人们去谈论、探索它的欲望，并因此获得更多的快感，所以欲望是被建构出来的。就像中国古代一样，越是对性进行压抑，越能够产生为数众多的性爱小说和房中术。
欲望就像洪水，压抑得越久越重，越能够感受到释放后的快感。所以，当观众在作品中看到对中学生爱情的大胆表现时，那种泄洪一样的快感是非常强烈的。当我们在电影中看到。
居然在被压抑了三年之后，在大庭广众之下勇敢地用泰戈尔的诗，向自己一直暗恋的人表白；贾迪在楼下点燃心形蜡烛，手持鲜花呼喊小凡的名字；齐明智在一千多阶楼梯上写满“小慈生日快乐”等场面时。
作为在高中时期同样被压抑的观众，与角色产生了认同，并得到了一次替代性的情感释放。无疑，这种对高中生爱情的处理带有一种狂欢色彩，它是在跨越规则制度的雷池，是对社会秩序的一种破坏，也是非主流意识形态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一次挑战。
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挑战中，作为弱势群体的观众也找到了自己所需，从而建构了他们的主体位置，形成认同。在能指符号上，我们也看到了弱势群体的叛逆和建构自我认同的愿望。
伯明翰学派在研究青年亚文化时看到，工人阶级青年利用摇滚音乐、奇装异服、怪异举止等风格化和另类的符号向主流文化进行挑战从而建立认同的附属文化方式。同样，在这部作品中，也能够看到青少年挑战主流文化的能指符号。
比如在成人仪式上，齐明智着装打扮夸张另类，李飞则化上了女性妆，他们希望通过服装来建构自己的身份。在宿舍中他们裸露身体摆出造型，喊着“神棍”，这带有荒诞色彩的举止，不仅能够带来喜剧效果，同时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主流文化宣战。
在这对抗过程中，无论是作为弱势群体的高中生还是普通观众，都能得到狂欢的快感。另外，校服也是该片的一个重要设计。
中学生校服一直以来，都是松松垮垮，无腰身无线条，前胸后背只有校名校训，款式不分男女，尺码永远大一号，青春与性的特征完全被遮蔽了。随着时代的发展，近些年来校服也开始改良，一些发达地区的设计已经比较接近日本、美国了。
这种改良后的校服，无疑会使得该片更具有青春气息，更重要的是，校服作为能指符号，所指涉的是青少年对于自己主体性的建构，也是反抗社会秩序的一种方式。
规训与收编：主流意识形态与象征谋略
前面提及，电影中的多元意识形态是一种“有限的多元”，它是导演平衡各方利益所带来的结果。从市场上来看，多元意识形态的存在，使不同甚至相互矛盾的立场和观点充斥在电影中，能够吸引最大数量的观众，给电影带来高票房。
但是，“这种对多种立场和观点的表现，通常受到隐藏的等级观点的约束和控制，这个等级制度将为某种立场和观点提供优势地位，使其凌驾于其他观点之上。”这种处于优势地位的，当然就是主流意识形态。
或者，通过对抗与协商，非主流意识形态能够为自己争得一定的话语表达空间，当然是在不伤及主流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或者，电影引入一系列不同的立场和观点，“目的却是为了按照既定并且被清晰描绘的一套意识形态重新构造它们”。
也就是说，非主流意识形态是为被主流意识形态否定而存在的，这也是意识形态运作常用的一种象征谋略。导演在对初恋问题的处理上，并没有让主人公“一意孤行”、“执迷不悟”，而是主人公在高考和爱情之间最后放弃了后者，让其重新回到父权的秩序中来。
不仅是主人公，包括其他人物，也是在喊出“去他的高考”之后，又乖乖地走上高考战场。其次，关于家庭问题。一开始主人公是反叛的，和亲人关系是疏离的，当其母亲问“要是爸爸和妈妈离婚的话，你会跟谁”时，他的回答是“谁也不跟”。
但到后面，却主动报考了北京的学校，一句“我们一家人要在一起”，所指涉的是主人公向家庭、向亲情伦理的回归。另外，师生情也是导演重点要表现的。
作品从头到尾，撒老师和学生们之间的关系都是紧张的，撒老师代表的是父权的秩序，而学生们则属于反叛的力量，前者是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承载者，后者则是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化身。
作品最后，居然又重复了电影开头的一幕，但这次表白的不是暗恋的女生，而是撒老师。这重复之中的变奏，体现了导演的良苦用心。虽然作品前面呈现了一些立场和观点，但最后还是被主流立场和观点所取代。
社会秩序最终完成了对个体的规训，将个体收编，实现了将其建构为社会主体的目的。从上面可以看出，弱势群体所代表的非主流意识形态，只是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否定面来处理的，最终还是要纳入到社会秩序的整体框架中来。
但是在收编之前，它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对抗与协商的。比如在成人礼上，奇装异服是一种对抗，大胆地喊出“我们可以谈恋爱吗”也是一种抗争，但是得出的回答是“高中生守则规定，高中生不能谈恋爱”，看得出在掌握话语权的社会秩序面前，对抗的无力。
当然，对抗还主要体现在撒老师和学生们之间，限于篇幅，不加细述。
焦虑与宣泄：一次想象性的解决
当今社会，焦虑已经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问题。卡伦霍妮认为导致人的内心冲突的社会文化基础是现存文化的矛盾。
一是竞争、成功与友爱、谦卑之间的矛盾；二是人们不断被激起的各种需要和人们在满足这些需要方面实际受到的挫折之间的矛盾；三是个人自由与实际所受的局限之间的矛盾。这些文化困境使人陷入无法调和的内心冲突之中，霍妮将这些矛盾在人们心理上产生的后果称为基本焦虑。
并将其描述为“一种自觉渺小、无足轻重、无能为力、被抛弃、被威胁的感觉，一种仿佛置身在一个一心要对自己进行谩骂、欺骗、攻击、侮辱、背叛、嫉恨的世界中的感觉”。
目前中国也面临着现存文化的诸多矛盾，人与人之间的敌意不断增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阶层关系愈加紧张，就业压力加大，生活成本提高，社会诚信丧失，道德滑坡严重，社会矛盾尖锐，人们处于焦虑之中。
电影，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能够为民众提供对社会问题的想象性解决。电影是一个象征体系，是现实社会的隐喻，作品中的“高考”也是社会现实的一则寓言。高考的残酷，代表着当今中国社会竞争的激烈。
电影《青春派》则为这一问题提供了想象性的解决办法，它告诉观众，这些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从而宣泄了民众的焦虑情绪，抚慰了社会心理，这也是意识形态的一个主要作用。
电影中的主人公居然虽然经历了挫折与彷徨，但是最终还是通过高考这一主流意识形态机制进入了理想的院校，让其家人感觉到问题得到了解决，未来一定前途光明。另一个人物——周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是亿万农村弟子的一个代表。
片尾字幕显示他以600多分的成绩考入了清华。这一形象存在的价值是，他让更为底层的农民看到，贫寒子弟拥有平等竞争的机会，只要刻苦努力，就会有一个好前程。
而这些都不过是电影作为意识形态所提供的一种想象，但重要的是，观众真能从中得到想象性的满足。除了一种想象性的解决办法之外，电影还为民众提供了一次宣泄不满的机会。
作品中撒老师在批评齐明智时，对于富二代、官二代的提及正契合了普通观众的感受，不过电影也只是点到为止。
结语
片尾字幕同样对这些富二代、官二代的归宿有了一个交代，一个留学美国，一个考入了北京电影学院，对于北电毕业的导演刘杰来说，不免带有一种自我调侃的色彩。中国足球又一次成为发泄民众不满的替代品，这同样是意识形态运作的重要策略，用对一个对象的批评来替代本来更应该被批评的对象。
参考文献
［1］郄醒加．谁的青春不疯狂——浅析《青春派》中呈现的高中生情感现象［J］．学理论，2013.
［2］王泂杲．国产电影的青春题材创作分析——以《青春派》为例［J］．汉字文化，2018.